《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48期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仁杰凭借个人力量，通过网络媒体的呼吁方式，共救助150多名各类病残流浪乞讨人员，其中20多人被送往救助站，帮助10多个老人回家，为8个高度残疾的孩子完成了手术“最多的时候，这片草地上住了80多位流浪老人。”11月14日下午6点多，“感恩中国”网站创始人张仁杰从北京五道口城铁下的草地栅栏上跳出来后说。萧瑟的荒草地对面是灯火通明的酒吧和咖啡馆，放学和下班的人群熙熙攘攘。
　　这位22岁的安徽小伙子刚才看望了三个病人、两个流浪者，不到半小时就接到几十条求助短信，不断打来的电话使他的小灵通每天都要充电。然而，这一天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回去要处理邮件、写网站报道和接听电话，常常一直忙碌到东方发白，还没来得及合眼第二天又开始了。
　　张仁杰在探望了患先天性母细胞瘤、无钱动手术的小楠楠后，在博客中写道：“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到真的太累了，很多次都想停下来好好地睡上一觉再写，但是每次我下定决心准备停下来时，都能感觉到小楠楠就站立在我的眼前，而且我还能清晰地看到小楠楠的流着液体的右眼。”
　　一家电视台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仁杰凭借个人力量，以通过网络媒体呼吁的方式，共救助了150多名各类病残流浪乞讨人员，其中20多人被送往救助站，帮助10多个老人回到家，为8个高度残疾的孩子完成了手术；但是，还有大批没有社会保障、被病痛和衰老打倒的人需要帮助。
　　虽然头晕得厉害，张仁杰只能告诫自己：不能倒下!

　　
　　“妈，你不救谁救呢”
　　
　　“每次见他们家人，我就两腿发软，思想沉重。”张仁杰说。早上10点40分，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东直门的一家医院，患尿毒症濒临死亡的陈中文就住在这里。
　　儿童似乎有一种来自未知世界的感知力。陈中文还不到一岁的小儿子透过门缝顽皮地对我们笑，或许他知道，正在走过来的这位叔叔，让本来可能早就永远离开他的爸爸，今天还能在他的小手上画手表。而屋内的大人们仍然深陷换肾带来的家庭纠纷和即将失去亲人的恐惧怨恨之中。直到我们走进病房，他们才站起身来迎接。
　　一个多月以前，张仁杰接到一位父亲的求助电话，得知他31岁的大儿子陈中文半年前查出得了尿毒症。而之前陈中文的小儿子烫伤，已经花了一万多元借款。这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再也无力承担高价手术费了。陈中文的父亲四处奔走，希望蕴藏在众人心中的温暖和力量能够挽救他们被病魔击碎的家。因为，一旦陈中文因无法换肾或者缺钱透析而死去，这位老人将失去儿子，29岁的张玉芝将失去丈夫，一双儿女将失去父亲。
　　10月16日，张仁杰在东直门医院门口见到了这位父亲，从此走进了这个家庭，他们的困难和痛苦牵动着张仁杰的心，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我割也是死，不割也是死，我年纪大了，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不割!”陈中文的妈妈哭着说。
　　和陈中文血型匹配的亲属肾源只有他母亲和小弟，小弟的爱人死活不同意他捐肾，最大的希望就寄托在陈中文的母亲身。上。然而，因为害怕捐肾会对身体产生影响，陈中文的母亲态度一直不够肯定。上一次来北京，她就放弃了最后一环的配型程序，离开医院回到老家。这次来到北京，本来说好做手术救儿子，但检查发现肾上有小结石后，她的态度突然转变了。一直在为陈中文手术奔波的张仁杰告诉我，他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晕过去。因为这意味着前面的一切艰苦工作都将白费，陈中文与死神的距离又近了一步。
　　“妈，你不救谁救呢?”蹲在墙角的陈中文的二弟心烦意乱地说。二弟的头发乱糟糟的，穿着拖鞋，双手抱膝，头放在胳膊上。显然，对乱如团麻的家事，他不知该怎么办。
　　“我这次来，本来就是想如果两个肾都好好的，就割一个给你哥。但是我肾有结石，肝也有结石。医生说你哥寿命不长，我救你哥，救也救不长。”陈中文的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语速很快。她旁边的床头柜上摆着两盒“排石颗粒’。
　　“妈，你咋这样说呢？”陈中文的二弟打住了母亲的话，语气中有一丝严厉的责备。
　　“我咋不能说?医生说的。”母亲并不觉得需要在陈中文面前忌讳什么，他的生命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太昂贵也太沉重了。
　　陈中文沉默地坐在旁边的病床上。这个长得极为秀气的青年农民自从和妻子结婚后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为了缓解家庭困难，夫妻俩拼命种了几十亩地，农闲时，还要出去打工补贴家用。2005年底，好不容易把以前的欠账还清了。这对勤劳的小夫妇本以为靠着自己的双手能逐步过上好日子了，却没有想到灾难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先是小儿子被烫伤，自费医疗背上了一万多元的债务；随后，陈中文又检查出得了尿毒症。一个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农民患上需耗资十几万元的大病，这无疑是命运在下判决书一“死”!
　　“妈，你就给我有结石那个吧。”一直不开口的陈中文说。
　　母亲没有答应。
　　
　　又是一个没有医保的
　　
　　从陈家内部解决问题已无希望，张仁杰暂时道别，起身去找这家医院的泌尿外科副主任李响。
　　办公室里，李响拿出几张检查单说，其中一项并不太符合移植要求，但这有可能是功能性的，需要再进行一次检查确定。
　　但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陈中文的母亲告诉医生，这次来是因为陈中文的父亲打了她，并说如果她不给儿子捐肾，就别回这个家了，而自己并不太愿意捐。
　　李响担心做完检查后，如果陈中文母亲的肾符合捐赠要求，但她本人还不同意捐，那这六七百元钱就白花了。所以，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要说服陈中文的母亲。但李响也反复强调：“虽然我们都说母爱是无私的，但是陈中文的母亲也是一个人，捐不捐这是她自己的权利。”
　　张仁杰非常焦急地告诉李响，如果手术老不进行，就必须透析，筹集的钱很快就会花光，手术费将再次成为一个大问题。
　　“没有医保是吧?又是一个没有医保的!”李响理解地点点头。他在“没有医保”这个问题上反复感叹了好几遍，以前李响的一个病人也是农民，在北京当保安时查出尿毒症，手术后过几个月，没钱买终身所需的抗排异药物了，又来医院找他。
　　“医者父母心，对我们医生来说，做过手术的病人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李响告诉我们，后来他几经周折，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一家药厂为这个病人免费提供了几个月的药。
　　说到吃药，张仁杰又问李响，陈中文术后吃药需要多少钱。李响告诉他，一开始每月需要好几千元，最少的时候每月也要四百多元。按陈中文的病情来说，手术四五年后可以减到每月吃四百多元的抗排异药物。
　　“你现在知道我的压力在哪里了吧?为了能让陈中文顺利做手术，我几乎快要给医院下跪了。现在他妈妈又不同意了，如果医院借此反悔，不给减免医药费，那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李响有事出门后，张仁杰偷偷告诉本刊记者。<
　　向李响道完谢，张仁杰和记者再次来到病房，试图再做一次努力。但一说到“割肾”这个话题，病房中马上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你爸虐不虐待我，你们是知道的，我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把你们三个孩子拉扯大，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陈中文的母亲哭诉着，不时用手指抹一下眼泪，再用力地弹出去，又擤一把鼻涕甩在地上，在裤脚或者床头柜上蹭干净指头。她说，上一次来检查就查出了有肾结石，但是怕她不愿意做肾移植，家里人一直瞒着她。她找护士询问检查结果时，儿媳妇更是劈手抢走了检查单。前几天，儿媳妇还打电话给公公，说婆婆不愿意捐肾。陈中文的父亲当时就在电话那头大骂，说如果不捐就不让她回家，还要上法院告她。这个老实的农妇吓得要命，这次来北京以后，家里人更是吃饭也不叫她，就当没有她这个人。
　　儿媳娜张玉芝则一直在旁边紧绷着脸。时而，这个可能很快就要失去丈夫的女人眼中甚至闪出一丝仇恨。她在求助信中写道：“由于没钱给孩子的爸爸看病，我本来打算把家里的房子卖掉，可是农村的房子没有人买。我就想卖掉家里唯一的男孩为丈夫治病，却被孩子的爸爸发现了。为此，孩子的爸爸想跳湖自杀，要不是邻居及时发现孩子的爸爸就没有命了。”
　　
　　“就这个儿子对我还可以，他爸打我，他还护我，如果不是他，我早就不来了。”陈中文的母亲说。陈中文长得很像她，都有着长长的睫毛。中午吃饭时，她告诉记者，陈中文的父亲喝酒后脾气很坏，经常打她，一次陈中文保护她，这个公公竟然诅咒当时怀孕的儿媳妇生不出孩子。
　　陈中文的母亲声音一直很低，有时候甚至听不清她说什么，但她突然奋力大吼了一声：“我想怎么样?就是把你妈当个人!”
　　一个身着医院发的红色厚袍子的男人一直坐在墙角，一言不发，神情严肃地听着。事后，张仁杰告诉记者，那是隔壁的病人。陈中文自己经济困难，在住进这家医院前，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做透析了，但他还借了五百块钱给这个红衣男人做透析。
　　陈中文的小儿子并不知道大人们的争吵，躺在爸爸背后在病床上睡着了，发出轻轻的鼾声。
　　僵持不下，张仁杰建议陈中文的母亲去李响办公室，避开家人，和他、本刊记者以及医生谈一次。但是陈中文的小弟也随后跟来了，陈中文也蹲在办公室关着的大门后紧张地偷听。但过了一会儿，他就离开了。
　　陈中文的母亲到了办公室后依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延续一生的艰辛生活，家庭暴力的阴影都让她对自己毫无保障的老年生活失去了希望。其他家庭成员则觉得母亲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此狠心，对她的态度愈加冷漠，这让她对于手术之后的生活更为悲观。
　　虽然医生一再告诉她，那个小结石对肾功能没有影响，捐肾后坚持吃药，对身体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她仍然充满了深深的恐惧，生怕自己若没有一个完整健康的身体，晚境会更加凄凉。她数次要求医生给她打包票，做完手术后一定没事。
　　最后，陈中文母亲勉强答应再做一次检查，如果肾的健康情况好就做手术，如果不好就不用她捐了。走出办公室，在走廊上她一直反复念叨：“这个事情结果不好说，这个事情结果不好说。”
　　回到病房，张仁杰又反复向陈中文的母亲承诺，如果手术后三个儿子对她不好，他张仁杰肯定要管，每年至少去看她一次。“张仁杰，我肯定会找你!”陈中文的母亲带着怨气，大声说了好几遍，仍然哭个不停。张仁杰每次都——应许下来。
　　过了一会儿，李响又来到病房，他告诉陈中文的母亲，那项检查可以给她免费做，时间安排在明天下午，并再次给她讲解捐肾对身体健康没有很大影响。

　　
　　我最终只能选择尊重生命
　　
　　从早上开始，张仁杰就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陈家人好几次说要给他打饭，他都推说吃过了。此时，已是12点40分。记者推说下去转转，到医院对面的小街里找了一家成都小吃吃午饭，张仁杰点子一个八块钱的酸辣粉和一碗一块钱的鸡蛋汤。
　　碗里的粉才吃下一半，陈中文母亲出现在饭馆外，看见我们转身要走。张仁杰拉她进来坐下，又给她叫了一份鱼香肉丝盖交饭。她并没吃下去几口，最后装在两个塑料餐盒里带走了。回医院的路上，她不断地说自己的身体不好，肾又有结石，不好捐给儿子，示意张仁杰可以去说服陈中文的小弟，让他捐，并一再叮嘱张仁杰不要把她说的这些话告诉陈中文的父亲。
　　到了医院门口，恰好遇到三位来采访张仁杰的电视台记者，张仁杰接受了半个小时的采访。为了帮助这几位记者再做另一个节目，他带记者来到这家医院拓展部主任晏军的办公室。在这里他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晏军告诉他，由于泌尿外科主任不愿意多做宣传，所以不同意减少陈中文的手术费。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陈中文的母亲检查出来结果不好，我该怎么办?如果检查出来可以做，他母亲也同意手术，现在医院又不减少手术费了，我又该怎么办?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明天面对的是什么。”张仁杰一筹莫展。
　　然而，困境到来的速度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下午5点多，我们离开医院返回海淀区，地铁里张仁杰关闭了小灵通苦笑着说：“电话太多了，小灵通必须一天充一次电。”没多一会儿，记者就接到了李响医生打来的电话，他说陈中文的母亲肝功能有问题，确实不能换肾。又过了几分钟，张仁杰也接听了一个电话。挂断之后他给医院院长打了一个电话，说：“院长，我是个人，我做这些事凭的是良心和责任。对于医院，我该宣传的都宣传了，你们医院是不是也该有点良知和责任？”
　　后来，本刊记者从张仁杰的博客中得知，他当时接到的是陈中文的电话，陈中文告诉他，医生说他妈妈因为有肝炎不能捐肾了。“听到这个电话我感觉浑身好像瘫痪了似的。”张仁杰写道，“面对这样一个家庭，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是应该选择逃避还是继续，我自己也思考了很多。尽管思考过很多次，我最终只能选择尊重生命。”
　　后来的几天里，张仁杰一直在等候陈中文小弟的消息，希望他能够为陈中文捐肾，但是一直没有回复。
　　
　　依赖“张叔叔”的孩子们
　　
　　11月14日下午两点，张仁杰来到宋丽丽的病房看望她。这个患脑瘫的小女孩刚刚动了一期手术。
　　宋丽丽知道是“张叔叔”为她筹集了手术费，努力帮她实现站起来的梦想。每当张仁杰对她说话时，她总是努力地拉动一下面部肌肉，对张仁杰笑笑，并从喉咙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好”字，回应着张仁杰给她的鼓励。
　　这些因“张叔叔”的帮助而改变了命运的孩子对张仁杰都有一种深深的情感依赖。宋丽丽的妈妈告诉我们，宋丽丽星期五就要出院了，本来想接她到顺义打工的厂子里进行恢复训练，可宋丽丽怎么也不同意，非要回奶奶家住，因为那里离“张叔叔”近一些。张仁杰劝说并答应周五过来接宋丽丽出院以后，这个小女孩才同意跟妈妈一起信。
　　临走的时候，躺在床上的宋丽丽伸直手臂，摇着外翻的手掌对我们说：“ByeBye”。
　　关于这次探望，张仁杰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可是我更知道像小丽丽这样的孩子在农村很多，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让更多这样的孩子都能接受治疗，通过治疗让他们改变生活的轨迹或生活的质量。尽管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尽力去做了，他们才可能拥有更多的希望和机会。”
　　“我是专业户”，张仁杰开玩笑地说，吾气中夹杂着几分无奈。他来到小雪萍的病房，看望雪萍和大伯。
　　这个先天四肢残疾的14岁女孩正是张仁杰创办“感恩中国”网站的初衷。
　　2005年5月，张仁杰在菜市场看见一个老人带着一个残疾女孩乞讨，女孩的四肢严重畸形，手脚像马蹄一样朝内翻卷着。
　　张仁杰想帮助他们，偷偷跟踪他们拍摄了半个月。他了解到，王雪萍是个弃婴，非亲非故的大伯收养了她。听说北京医院可以治好雪萍的病，大伯带着王雪萍徒步五个月从安徽来到了北京。但是，昂贵的手术费让他们无法承担，大伯只好带着雪萍沿街乞讨，巴望着有一天能够讨到足够的钱给雪萍治病。知道这一切后，张仁杰下定决心帮助小雪萍，他四处奔走无门后，建立了“感恩中国”网站，身兼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主编等职，通过网络向社会求助，终于为雪萍募集到了第一笔手术费。
　　和“张叔叔”相处两年多了，雪萍和他说话十分随意，不时有些顽皮的打闹。但是她和大伯却从来不知道张仁杰住在一间三平方米的蜗居里，除了每月50元钱的房租以外，生活成本除了吃饭钱仅为每月十几块的电费和20块钱的手机费。每次，张仁杰来看望他们，他们总会念叨着要去张仁杰的办公室喝茶。
　　下午4点半，儿童医院的专家为雪萍做完检查后，我们离开了医院，因为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张仁杰回家处理。
　　
　　他把一切人都称为兄弟
　　
　　上地铁之前，张仁杰还要去看看一个在东直门地铁地下通道里用脚画画乞讨的“兄弟”：他把一切人都称为兄弟，不管是每月捐款一万的捐赠人，还是街上路边的流浪者。然而，那个兄弟没有出现。
　　张仁杰和地下通道里边坐在一床破被子上的流浪老人说起话来，他曾经给老人送过衣服。
　　“上次就让你回家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呢?被子也这么脏。”张仁杰说。老人只是嘿嘿地笑着，喃喃地说：“被子脏，没有别的啊。”张仁杰告诉他，过几天再给他送一点过冬的衣服来。老人并不知道救助站在哪儿，有重大活动时他会被接到救助站，但他不愿意去，因为那里只能待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他还是得回到地下通道。随后，张仁杰又跟在一个捡垃圾的兄弟身后拍了好一会儿照片才踏上归程。
　　出了五道口城铁站，张仁杰穿过拥挤的人流，翻进地铁下边那片萧瑟的草地又开始拍照片。“我每次经过都会来看看的。”他说。
　　这片草地上曾经居住过一个叫杨丹．的7岁小女孩及其家人。2005年9月，张仁杰看到路边乞讨的母女三人，后来认识了这个家庭的主人杨汝才。31岁的杨汝才告诉他，他们一家来自河南省民权县林七乡下庙大队雪楼西队小杨堂庄。大女儿杨丹，今年7岁。小女儿周华，刚满1岁。杨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抱着有一天能攒够钱给孩子看病的希望，他们一家来到了北京，杨丹母女乞讨，杨汝才整理废品。
　　张仁杰深深地同情这个不幸的家庭，不时送些衣服和食物过去。每当这时候，一个在路边小店卖土耳其烤肉的中年妇女就会劝告他不要这么做，说他们一家人都是骗子，白天坐在马路边乞讨，晚上他们就会住进大宾馆里面。有了这样的疑虑，张仁杰和这一家人共同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才下定决心帮助杨月筹款做手术。
　　寻求援助一开始的经历是令人失望的，他在一个论坛里几乎同时发了两个贴子，一个名为“救救我的女儿”，一个名为“我的裸体自拍”(其中图片实为露屁股的两个小孩坐在拖拉机上)，前者的点击率只有17，后者却高达80多。“人们并不关心你女儿的死活，人们寻求的是有刺激性的东西。”张仁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几经波折之后，终于凑够了杨丹的手术费。去年10月23日，他兴冲冲地打电话给杨丹的外公，急于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老人听后沉默许久告诉他，孩子昨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小杨丹，临死前那句“张叔叔，救我”让张仁杰的心中充满了时间难以抹去的愧疚。从此以后，这个地方成了他心底的一个疤，而这个疤往往没等结痂又被一次又一次蜂拥而至的采访者碰触出血。“我希望睡上一万年”
　　“如果让我许一个愿的话，我希望能好好睡几天，如果要在这个愿望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吃晚饭时，张仁杰看着面前的牛肉面说。
　　为了人心中的那一点善发出光和热，张仁杰失去的并不仅仅是睡眠。
　　生于安徽六安的张仁杰，因家贫失学很早就开始出外打工。13岁时还因一时没找到工作没有路费回家在郑州捡过垃圾。“每次我路过郑州都会停一晚，拎上一瓶酒到以前待过的地方看看。”他用低沉的语气说，似乎思绪被拉回那段岁月之中。或许正是这种不寻常的经历使他看起来更少年老成。
　　后来，一对好心的老夫妇资助他回家并送他到一家武术学校学习。毕业后他来到北京，很快就在健身中心找了一份做教练的工作，月薪2000余元。“如果不做这些，我可以做健身教练和兼职翻译，都可以过得很好。”张仁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还顺带蹦出了一些英语单词。
　　创建“感恩中国”网站之后，张仁杰辞去了工作，偶尔恤临时家教维持生计，专心帮助这些无人看顾的流浪老人和孩子。最忙的时候，他曾经每周往东直门的医院跑八趟，每次都是骑着自行车，来回要花上四个小时。“能跑就是幸福，比起不能跑的他们来，我幸福多了。”张仁杰说。对于生活，他很知足也很感恩。随着知名度的扩大，很多人找上门来提出送他去国外读书等，但他仍然坚持和这些最需要他帮助的人在一起。
　　在窘迫的生活中，张仁杰仍然不失幽默。他将自己住的宽仅一米，长一米八的“房间”称为“感恩中国大楼”，一家鸡蛋汤只卖一块钱的小饭馆是“感恩中国食堂”，自己那辆扔在路边也不会有人偷的破旧自行车是“三心宝马”一因为自己用着开心，人家看着太破不舒心，往什么地方丢都放心。
　　但是有时候张仁杰会觉得很孤独，因为“感恩中国”网站至今没有一个帮他做事的志愿者。
　　媒体报道正越来越多，曾因给被遗弃的女婴治病而花光家中积蓄的母亲在电视上知道了儿子张仁杰的现状，卖了家里的鸡蛋，换成一百块钱寄给他。
　　“你们也不容易，还要省钱买房、结婚，不能老蹭你们的。”张仁杰对本刊记者付了饭钱这点小事很过意不去。“你不也要结婚吗广记者问，“嗯，我也要结婚。但我可以10年后，哦，不，五年后再考虑这个问题。我其实想早点结婚。”他若有所思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