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岸

一、何谓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 一词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公元一世纪时罗德岛的安德罗尼科（Andronicus）在编辑亚里士多德的这部书时，以Ta meta ta phusika为其命名，这句希腊文英文译为“Metaphysics”，中文直译为“元物理学”，意译则取《周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名为“形而上学”。[1]

       亚里士多德这部《形而上学》（元物理学）是要研究物理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即先于或高于物理对象的事物，从而对我们在直观上相信的一切给出理由。亚里士多德自己把这类研究称作“第一哲学”，有时称之为“存在之所以为存在（being qua being）”的科学，有时又将其等同于神学。从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第一哲学）的界定来看，形而上学是对世界的本原、本质、结构、内在规律和运动方式的终极思考，是关于一切事物的终极原因和原则的科学，直言之，形而上学是对世界的根本之思，是最高的科学。自然，对世界的本原和根本做根本之思并非始自亚里士多德，而毋宁说是人类从来就有的意识现象，远古的神话、传说、宗教，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以及中国的“天”、屈原的“天问”、老子的“道”都是对世界的根本之思，更不用说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的哲学思考了。但是，把这种对世界的根本之思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来研究并命名为“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则确乎源自亚里士多德，正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形而上学就成为哲学的三大核心之一（另外两个核心应是认识论和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作为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不仅创制了这一学科，而且也为形而上学框定了三大研究领域，第一部分研究“存在之为存在（是之为是）”，以探究实在的本质；第二部分致力于“第一原理”的探究，以发现万物的终极原因和原则；第三部分涉及超验的领域，研究最高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当时并没有给它们起特别的名字，它们最终以本体论（ontology）、普遍科学和神学为人们所熟知。

       如果以问题的角度来看待形而上学，那么，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有这样一些：由于我的一切所知都来自于我自己的感觉和思想，那么，我怎样确定我之外的世界和他心的存在？如何区分梦的世界和醒的世界？如何确知我不是被人操纵的“缸中之脑（brains in a vat，普特南语）”？如何确知我心目中的世界图像不是某个“超级恶魔”（笛卡尔语）给我的？因而什么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实在的本性是什么？世界和事物有现象与本质之分吗？属性、关系和共相是实在的存在还是只是一堆名词？如何理解同一和变化？万物都有原因吗？因果关系是客观的存在还是心灵的习惯？人的意识和精神活动是因为存在一个独立的心灵（灵魂）还是它只不过是人的身体（大脑）和生理活动的派生物呢？我的一切决定和行为都完全是我自己选择的还是被其它的东西，如环境等决定的呢？我无从看到和听到，上帝真的存在吗？我们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叫做现实世界，它就是唯一实在的世界吗？也就是说，还有没有其它的世界存在呢？“可能世界”究竟是什么意思？世界上有绝对的客观、真理和公正吗？任何人都不免一死，那么，人生还有意义吗？

       当然，上述问题中有许多是和认识论、伦理学、心灵哲学、科学和神学等纠缠在一起的，但它们仍属广义的形而上学问题。

       如果说哲学是一种远离尘嚣的东西，那么，形而上学就是最远离尘嚣的东西，形而上学问题的一个外部特征就是它是绝大多数人不去想、不常想、一想就感到困惑的问题，形而上学问题的内在特征就是它都是一些基础性的、终极性的和超越性的问题。

二、形而上学与科学和神学

       形而上学所探讨的这些问题有许多也是科学和神学所探讨的问题，因而就引出了这三者的界限和关系问题。

       罗素说“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辩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象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 [2]

       内格尔说：“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数学。它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依赖干实验或观察，而只是依赖于思想;它也不像数学那样有形式化的证明方法。研究哲学只是提出问题、进行论证、形成观点，并且思考对它们可能的反驳，从而弄清楚我们的概念究竟是如何工作的。”[3]

       由于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最基础部分，因此，罗素和内格尔上述言词中的“哲学”换成“形而上学”以探讨它与科学和神学的关系同样有效。

       概略地说，形而上学、科学和神学在问题域上有诸多交叉和重叠，许多基础性的、终极性的问题就既是形而上学问题，也是科学和神学问题，形而上学、科学和神学都有自己的关于世界的整体图像，这三幅世界图像固然是不同的，它们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又不是完全的不同，它们之间也有着许多的联系、交叉和重叠。形而上学、科学和神学的主要区别也许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现代实证科学的兴起，科学在逐渐淡出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域，或者是把一些最基础性的东西作为前提（或假设）接受了下来；二是三者在探究问题时在思路上和方法上的重大区别，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世界图像。形而上学探究问题的方法和哲学一样是理性思辩、逻辑推理和理智直观，它既没有科学的观察和实验，也不似神学主要依赖直观，因此，形而上学、科学和神学是有着明显区别的三种不同的学问，但它们之间的边界又不是完全清晰的。或许正因为形而上学的这种兼容性（在科与神学之间），因而使得形而上学在一些人心目中获得了超越科学和神学的至尊地位，而在另一些人心目中，形而上学这种四不象则是人类必须剔除的思想赘疣，就我而言，一种温和而现实的形而上学观方是可理喻、可接受的，这种观点认为，形而上学既不是超越一切的至尊学问，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思想赘疣，在探究世界的基础性和终极性问题方面，在提供整全的世界图像方面，形而上学、科学和神学并非是可以相互取代的，而毋宁是相互关联、相互交叠又相互鼎立的。

三、形而上学的意义

       作为理性动物，人总是在一些思想概念下来思考和行动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继受的许多思想概念几乎从来不作进一步的反思，而形而上学的工作恰恰就是去怀疑和质询这些思想概念的正确性，物理学家会说：“物质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而形而上学家会问：“什么才是真实的存在？”数学家会探索数之间的关系，而形而上学家会问：“数是什么？”历史学家会说：“中国在1989年发生了什么？”而形而上学家会问：“时间是什么？”语言学家会去研究孩子是如何学会一种语言的，而形而上学家会问：“是什么使得一个词具有意义？”许多人都会说：“不买票溜进电影院是错的”，而形而上学家会问：“是什么使得一种行为有对错之分呢？”[4]

       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曾说，小时候，父亲告诉他，不要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设问最终将会问到“上帝是从哪里来的”，人类对问题的无穷追问、哪怕是对一些简单问题的无穷追问，就总会到达一些基础性和终极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就是形而上学问题，因为形而上学正是以探究基础性、终极性问题为己任的，因此，我们问：“形而上学有没有意义”，其实质是问，“探究这些基础性和终极性的问题有没有意义”。

       对于许多哲学家而言，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是头等重要的。苏格拉底说：“未经审察的生活不值得过”，苏格拉底所要求的审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察，而是彻底地审察，也就是说，要在终极的意义上去追问生命的目标，否则就是无意义的生活，就是浪费生命。柏拉图的全部哲学就是要人们超越感性的、变化的、低级的现象世界，去认识理智的、不变的、高级的本体世界。笛卡尔则把对终极性问题的思考视为他的科学研究的第一个任务，他说：“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从幼年时期起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做真实的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5]甚至象维特根斯坦这样具有强烈的反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只能用形而上学本身才能清除形而上学，所谓用楼梯登上楼房以后再拆掉楼梯。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形而上学的基础性和终极性是许多人痴迷形而上学、重视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但也正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性和终极性使不少人对形而上学的价值和意义表示怀疑和非议，从古代怀疑派哲学家到现代的逻辑实证主义，批评形而上学的声音就从未间断过，批评者们认为，形而上学于日常生活没有意义，知不知道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似乎不会影响我的衣食住行，一个人总不能先想清楚世界是怎么回事才开始吃饭穿衣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从不思考形而上学一类的抽象问题，却照样生活得不错。更重要的是，由于形而上学问题的基础性和终极性，它是没有最终答案的，既然没有答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呢？而且，由于形而上学问题是无解的，所以看不出进步，特别是与科学知识的不断进步相比，形而上学似乎永远都在原地踏步，久而久之，形而上学就变成了一个“无休止的争吵的战场”，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些“自信有足够的能力在其他科学上发挥才能的人们谁也不愿意拿自己名誉在这上面冒风险。而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在这上面却大言不惭地做出一种决定性的评论，这是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实在说来，人们还不掌握确实可靠的衡量标准用以区别什么是真知灼见，什么是无稽之谈。”[6]形而上学的这种混乱状况，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从根源上否弃形而上学的企图，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形而上学并不是错的，也不是无法解答的，而是它压根就不存在，它是人们的思维混乱和语言误用所导致的假问题，因而它是无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的釜底抽薪式的做法不只是否定了形而上学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实际上取消了形而上学。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形而上学真是毫无意义和可以取消的吗？从人类理性的发展轨迹来看，事情似乎并不是这样，首先，人类理性是无法回避和漠视形而上学的种种问题的，我们的生活和理智甩不掉这些基础性和终极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总会以各种方式纠缠我们，这种情形正象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的那样：乡下佬等候在河边，企望着河水流干，而河水流啊、流啊，永远流个没完，的确，我们无可逃离于宇宙之间，也无可逃离于天地之问。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见不到形而上学，也用不上形而上学，但这并不表明形而上学与生活是完全无关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依常识而行，常识的背后是一些基本信念，基本信念背后是终极信念，诸种终极信念构成了一幅世界图像，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世界图像中来思考和行动的，形而上学就是理智的世界图像，它通过多中间环节与日常生活相互钩连，只是大多数人天天忙于日常生计，所以无暇顾及生活背后的形而上学问题而已。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自天启，实则其狂想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凯恩斯的这番话充分说明了看不见的思想观念对人们行为的巨大影响。

第三，说形而上学是有意义的，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要去思考形而上学问题，而只是说对整个社会和人类理性而言，必须要有人去思考形而上学问题，诚如英国哲学家伯林所言：“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是一些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人人都不断地检验信仰的假定条件，那就没有行动的人了。另一方面，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人类和人类思想的进步部分是反叛的结果，子革父命，至少是革去了父辈的信条，而达成新的信仰。这正是发展、进步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提出上述恼人的问题并对问题的答案抱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发挥着绝对的核心作用。”[7]由此看来，这个世界总是需要一些“象上帝那样去看”的人。

     形而上学的意义还在于，只要你没有深陷其中而走火入魔的话，它是一门使人深刻、使人富有远见的学问，一般而言，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人，分析问题的能力要超过没有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人，道理很简单，思考过最深奥问题的人会有将所有问题深入思考的习惯。

       我觉得，形而上学还有一个意义，那就是那些真正以理智的态度来研究形而上学的人都会发现，深究形而上学的结果也许使我们明白了一些问题，但它却使我们面临更多的问题，形而上学犹如拉比林斯的迷宫，我们永远无法找到最终的出口，理性的限度和人的无知显露无疑，深不可测的形而上学使我们更虚心、更谦卑，更具怀疑和批判精神，使我们决不相信那些口含天宪、声言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

       自柏拉图时代以来，形而上学就被当作是除神学以外的最高学问，但同时也是一个最大的难题，许多大智者深入其间以探究竟，也有许多大智者对它敬而远之，始终游离在外，当然还有更多的人一生中或许从未真正地想过什么形而上学问题，希腊哲人说：“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你是依日常之理，还是问天地之义，这是你的选择。

注释：

 [1] “形而上学”之译名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源自日本，是西语日译之后被汉语吸纳的，实际上现代中国的许多外来词汇都从日译，如“哲学”等；二说源自严复。关于以“形而上学”对译“Metaphysics”的确当性问题，以前似乎较少争议，然近闻有学者，如柯小刚等对“形而上学”之译名颇多非议，这种非议从表层的语言翻译进到深层的文化理念，实则是一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议论，而非哲学学科本身的讨论，因而它无法解构和颠覆与西学“Metaphysics”所对应的中文译名“形而上学”。

 [2]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  何兆武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81年  11页

 [3][美]内格尔《你的第一本哲学书》 宝树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年  2页

 [4]参见[美]内格尔《你的第一本哲学书》宝树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年  3页

 [5][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庞景仁译   商务印书馆  1996年  14页

 [6][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庞景仁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　4页

[7][英]麦基《思想家》  周穗明等译  三联书店  1992年   3-4页